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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2013-09-21 11:28:38   来源:   评论:0 点击:

历史教师:张欣先放《松花江上》录音。 这首饱含着对故乡的怀念与对不抵抗政策的控诉的歌曲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 九一八一个让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七十九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

历史教师:张欣
先放《松花江上》录音。
    这首饱含着对故乡的怀念与对“不抵抗”政策的控诉的歌曲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
    九一八一个让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七十九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了水深火热的一页,进入了被日寇侵略而苦难深重的一页。从那一天起,不去的中华儿女开始了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从那一天起中华民族开始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从那一天起中华民族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最终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付出了2100万同胞的生命!日寇兽蹄所至,城乡化为废墟,同胞化为白骨!让我门共同来回忆那七十九年前的一天吧!
    1931年9月18日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请看图片:柳条湖事件爆破现场: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9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请看蒋介石手令: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半年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落入敌手。从此东北三省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请看日军攻占东北三省示意图。
    日军在东北的暴行:
    平顶山惨案:
    1932年9月16日,日军抚顺守备队、宪兵队以“通匪”为罪名,制造了“平顶山惨案”,屠杀无辜群众3000多人,并焚尸灭迹。1970年,抚顺市民众对日军屠杀现场进行了挖掘,仅在宽5米、长80米范
围内,就发现尸骨800多具。
    请看图片
    日军在占领东北后犯下滔天罪行
    请看图片
    东北之败,败得丢人,丢得窝囊,故曰“国耻”。
  75年后的今天,反思国耻,检讨得失,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何以败得那么悲惨,输得那么窝囊?原因很多,但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军阀混战给日本可乘之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在中原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蒋冯阎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混战厮杀,相持数月,胜负不决。战至9月,冯阎反蒋联军丢失重镇济南,开始显露败相。一直作壁上观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决定拥蒋,遂发表申讨阎、冯的“巧”电,东北军主力大举关内。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国民党政府虽然由此消灭了主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表面的统一,国家元气却大为损伤,因此中原大战被人称为“断送国脉的战争”。
  张学良这边,因其助蒋有功,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平津一带也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后归附张学良的流氓军阀石友三,在日军的纵容策划下,于1931年7月发起反张战争,向平津进攻。此时,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 这样一来,东北防务就陷于前所未有的空虚状态。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认为,该是向中国下手的时候了。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张学良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因为,这个“巧合”之中隐含着必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二是麻痹无备让日军阴谋得逞。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其父庆贺寿辰;驻扎沈阳的主力部队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该旅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团长也均不在军中。事变发生后,基层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军中无人主事,一片混乱,恰好给日军以浑水摸鱼之机。
    三是畏敌如虎使自己丧失斗志。
    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相比,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当然处于劣势,这是事实。但是,劣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理由,何况我们并没有弱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东北军主力虽然调往关内,但关外部队总数仍有19万多,实力对比占绝对优势。倘若奋起抗战,组织得当,又有当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大可一战,至少不至于把东北拱手让人。但是,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恐日情绪。这些人,没有胆气,没有血性,患得患失,偏安苟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日军的过分惧怕和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中外历史罕见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后,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在前线,官兵要求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说:“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许抵抗。”官兵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中外罕见的。
  蒋介石所以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除了惧日的因素和“安内”的需要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对国联的干预寄以厚望。但是,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别人帮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各国的援助才接踵而至。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又说明一个道理: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与我们当时的当权者相比,日本关东军则进行了周密的计划:策划918事变的三个日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的照片。
  这三个人策划了918事变,板垣征四郎,日本岩手县人,1885年1月21日生。日本甲级战犯之一,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炮制伪“满洲国”的主谋,日本陆军的悍将,毕生效忠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板垣征四郎出生于一个日本士官家庭,1904年10月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13年再入日本陆军大学,1916年自该校毕业。
  从1917年至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部员,被遣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1922年起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从此更加频繁出入中国,从事侵华阴谋活动,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26年起任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长。因板垣长期出入中国从事间谋活动,当时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号称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1929年5月14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成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的得力助手,长期鼓吹、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
   板垣征四郎一直认为,日本关东军与东三省中国军队之间必有一战,力主关东军“未雨绸缪”,预为部置。为此,从1930年6月起,板垣开始进行其所谓的“参谋旅行”,对哈尔滨、锦州、旅顺等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1931年3月,板垣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宣称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大肆鼓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5月29日,在部队长会议上他再次发表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进一步鼓吹出兵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是日本“当前的急务”。6月19日,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草拟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本计划于次年春采取军事行动,但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则主张满蒙决策要立即动手,“要亲自制造机会”。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决定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驻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令,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路轨,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11时许,日军大举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第二个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生于军人世家,能说流利的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 。
  他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但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石原莞尔是另一重要人物。他是主要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1889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他的父亲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1902年,石原莞尔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三年后转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陆幼学习期间,石原莞尔见到了曾主张向中国扩张,拓展日本生存空间的隐居军官南部次郎。受南部次郎思想的影响,年少的石原莞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侵略的“宏愿”:“为我帝国之正义而出师,我虽无才,但终得报国之志。
  1907年,石原莞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习。1905年,他以陆士第21期步兵科第6名的成绩毕业。
  1915年,石原莞尔考上了陆军大学。在陆大学习期间,他接受了更加系统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且开始思考自己的军事侵略理论。1918年,石原莞尔以第2名的成绩从陆大毕业。
1928年5月石原莞尔来到中国东北后,立刻被大豆高粱绿色海洋般东北平原惊呆了。他的眼睛一直贴在照相机和望远镜的镜头后。头脑中帝国扩张的梦想,一下子找到了依托的地方。他开始研究了,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以后,一连8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的老手谈话上面。石原就像一头猎豹,第一眼被他看中的猎物,便被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3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做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大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的遭遇战问题都在他不知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
  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确认为甲级战犯,于1948年11月12日被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石原在战后躲了起来,1949年病死。
   回忆和反思耻辱的过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知耻后勇的道理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耻辱。
  耻辱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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